□ 本报记者 赵丽
最近两年的圣诞节,陆元盛都玩得很“猖狂”。在这个34岁的北京白领看来,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春节日益邻近。
独身未婚的“标签”让陆元盛在自己的家乡成为“著名”的大龄男。在陆元盛位于黄河北部的家乡,“大龄男”的身份让他的父母抬不开端,因为“大龄男”甚至会被责备为无能、丑恶或者笨拙。
在跟记者交谈过程中,陆元盛又接到家里的电话,父母在电话中下“命令”——春节回家必须相亲。“他们已经订好了4场,其中有个离异的女人,大我3岁。”放下电话,陆元盛有些无奈地摸了摸头。
彩礼涨幅快遇上楼市
“没钱就没机会。”在陆元盛看来,这就是他至今独身的关键所在。
三年前的春节,亲戚曾给陆元盛先容过一个他很满足的女孩,在他印象中,“女孩有双美丽的大眼睛”。
不过,在不超过二十次的会晤约会中,陆元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一部苹果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还有好几套至今连名字都叫不全但一件上衣就要好多少千元的服装。
“后来,我去提亲,却被谢绝了,理由是我年事偏大,太节俭,两人有代沟。”陆元盛摇了摇头,有些怅惘地问记者,“我还得多慷慨”?
在总结这段恋情失败的起因时,陆元盛想起一个细节,他和女孩曾聊过怎么办婚礼,“我当时说,我父母都是务农的,身材也不好,我不想再花他们的养老钱,我自己筹彩礼和婚礼钱。说完以后,我就感到两人开端匆匆有些冷漠”。
那个时候,也就是2013年,陆元盛故乡的彩礼已经涨到了16万元左右,还有附带的车子、屋子请求。“一旦男方年纪偏大或者有其余劣势,男方家庭会通过提高彩礼补充本身缺点。这种进步彩礼会发生示范效应,其别人也不得不水涨船高。”陆元盛说,家乡还有个说法,“姹紫嫣红,一动不动”,“万紫”指的是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100元钞票；“一动”指的是汽车,“不动”是指新居。一场婚礼下来,至少花销30万元。
后来,陆元盛在北京又意识了了一名女孩。这次,陆元盛学“聪慧”了,不谈对于婚礼彩礼的事件,只是勾勒两个人的婚后生活。不过,左绕右绕,彩礼毕竟是躲避不了的话题,“还好,这回不算‘狮子大启齿’,女孩家要10万元,没要求在北京买房”。
“当时,我月薪6000元,再加上租房的开销,一年也就是一两万元的积蓄,如果完整由我自己出10万元,还真是艰苦。”陆元盛回想说,“当时,朋友还给我出过良多损招,比方采用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范,废弃高额的彩礼要求。当时我就拒绝了。不过,友人说,不少人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借钱,叫作“小利贷款”。
“在农村,不公职的人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小利贷款在乡村颇为风行,由一位双方信赖,且较有经济实力的旁边人担保,借款人根据贷款金额,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还款时间较为机动。以借10万元算,每年的本钱约在1到2万元之间。”陆元盛说,后来算了算,“利息太高,这几乎是当地农夫一年耕作的收入”。
就在左算右算中,半年多的时光从前了。有一天,女友给陆元盛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工作调剂,我去深圳,后会无期’。”陆元盛说,当时他就蒙了,“岂非又是‘彩礼惹的祸’”。
不过,陆元盛说,自己还算荣幸的,最少还看得见曙光。
他告知记者,天价彩礼在西部地域更为重大,“增加速度令人震惊,大略是以每年5万元左右的速度攀升,我有朋友甚至调侃,那边彩礼的增长速度和北京楼市有一拼”。
父母借钱父母还债
陆元盛的父母并非不想出彩礼钱,只是“爱莫能助”。
通过电话,记者和陆元盛的父亲陆大力取得了接洽。
“宏大开销”,这是陆鼎力对儿子结婚彩礼破费的评估。“我们这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为了给儿子订媒、结婚,个别要花十几年时间攒钱。”在陆鼎力看来,彩礼金额的直线上涨导致男方家庭负债累累,给儿子订媒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攒钱,婚后的债权更是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这不仅对幸福生涯无益,反而影响了畸形的农业出产和他们的养须生活。
“我们一年收入也没有几万元,前年我和老伴接连生病,花了不少钱,现在家里不能说金玉满堂,但也所剩无几。”电话里的陆大力老是在叹气,“孩子一结婚,白叟的负担就重了。结婚前得盖房,盖房就得赊账,没方法。”
在陆大力的叙述中,对一个一般农户来说,彩礼是一项伟大的开支,这笔钱须要他们积攒十年甚至几十年来支付,这包含新居的安排、订媒时的用度。有些家庭为了给儿子结婚,负债累累,有的甚至结婚当前好几年都没有还清。而且,儿子并不承担还款责任,不论是房子还是彩礼钱、结婚时的花费,全体都由父辈借、父辈还。
在记者走访中,持雷同观点的父母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父母为儿子定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此而产生的消费也应该由父母来承当,由此欠下的债务也应当由父母来偿还。
对于父母的“还款”,在北京工作的胡小凤是这样表述的:“我大哥结婚时,家里还对付得起,房子是我爸找人盖的,订媒时的大礼也未几。等到二哥结婚的时候,我爸七拼八凑才把房子盖起来,还要给他订媒。家里没钱,没措施,我爸就去我二姑那借了1万元。”
面对“钱是谁还的、什么时候还清”的问题,胡小凤也用了“当然”二字,“我爸还的,那时候我还在上学,也得花钱。幸好是向我二姑借的钱,我爸说缓缓还吧。那时候,我爸年纪已经很大了,但还在工地做小工,每天累得不行。钱是什么时候还清的,我也忘了,反正也有一两年吧”。
在北京做小时工的杨英则更加辛劳,一夜返贫——为了支付结婚费用,家里倾其所有,还欠了15万元的外债。
即使不轻易,但在记者访问中,简直所有受访的父母都把为子女购置婚事当作本人的义务与任务。假如子女未能如期订媒结婚,父母则会自以为是他们的“问题”,是父辈的“不称职”或“不误正业”造成了子女的婚姻窘境。
“不仅我们自己这么认为,四周人也这么觉得,这让我们的心理负担太大了。”陆大力说,他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由这几年的耗费,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10万元左右的彩礼,至少还要再借7万元,但一年的收入只能委曲还上年息”。
对于彩礼,陆元盛还想过一个办法——分期付款。不过,这个办法很快被女方家长顶了回来——“你认为买房呢”。
当初,陆元盛决议过完春节就换个工作,以期更高的薪金,由于“没钱就更没机遇了”。
“天价彩礼”怎么算
“天价彩礼”是怎么算出来的?
在答复这个问题时,记者得到的回答堪称是“惊人”。
在考察进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听被访者说——“咱们这里就是‘卖’女儿啊”。
地区是一些家庭评判彩礼钱的一个尺度,许多家长会要求女儿不要找外省的对象。这其中有文明抵触的斟酌,但更主要的是养老问题,跨地域所牵扯的养老问题往往会使彩礼价格回升。
在北京工作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我妈妈不盼望我找外省的,10万元彩礼钱是底线,没有磋商的余地。将来订婚,只增不减。如果男方是外省的话,彩礼钱至少要20万元。妈妈认为,如果我嫁到外省,回家不便利,无奈照料和供养老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研究职员曾对彩礼构成因素进行专门研究,他们发明,虽然社会变革使得人们的认知观点产生了转变,然而观念的终极落脚点还是价格的商定。社会变迁固然使得个体的流动性加强,依附个人的人力资本获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正是因为这样,因为社会变更所带来的种种不断定性,使得家庭更加重视通过提高彩礼来下降将来的危险。
在北京白领王宁宁的记忆中,探讨彩礼就像一场拉锯战,而这样一场拉锯战或者恰是一个缩影:
2015年2月,女方家长会面家族长辈,切磋彩礼事宜并筹备起草“红单”(红纸上表明彩礼价格与相应的什物等,本质上就是一张婚嫁凭证。同时,“红单”必需由长辈起草并双方签字方为有效)。女方家长提出的13.9万元受到家族长辈的强烈反对:“你供她读书就不止10万元,13.9万元你能得到什么”“村姑都不止十五六万了”“人家二婚的都18万啊”“这么低的价钱,你也别谈彩礼了,就让他们夫妻负责养老吧”。
最终,家族长辈参照婚姻市场中的标准价格并依据待嫁女王宁宁的学历资本,提出了20万元的彩礼定价。
不外,女方家长为了减轻女儿未来的经济累赘,仍是抵住压力,保持13.9万元彩礼价格,不过将回嫁奁局部改为3万元,即女方家长净得10.9万元。此时,家族网络再一次施展了它的作用,彩礼的约定变为对传统程序的遵守。
家族长辈说:“按规则,‘红单’签下去,彩礼的钱就必须一次性付清。”于是,在“红单”起草完,长辈尚未签字之前,女方家长给男方家长打电话确认,是否能一次性付清13.9万元。
男方家长在得悉“红单”签下就要付清彩礼钱款的规矩后,因为经济上不能一次性付清,便提出不签“红单”。家族长辈因而很赌气,不容许再谈订婚事宜,订婚宣布失败。
“在我家里人看来,13.9万元并不高,农村女孩的彩礼钱都十五六万元了,一个准研讨生还只有13.9万元,这已经是我们家的底线了。其次,男方提出订亲,成果最后却是男方提出不签‘红单’,决定权不在我们,反在男方,这让我的父母感到很丢人。”王宁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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